“弑父”情结，贯穿西方文明史，这个说法大体上是不差的。人类也许经历过漫长的母系社会，但有文字书写的历史，绝大部分是父权制的历史。现代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的，所以女权运动兴起。
有人据此提出：西方是杀父文化，东方是杀子文化。这个说法也大体不错。因为东方文化相对来说，精神结构比较稳定，难以“杀父”开新。而西方文化则经历了一系列断裂。甚至，“西方”究竟指什么，也没有定论。
黑格尔说，中国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例外。实际上，真正的例外是西方。因为例外才是真正强大的东西，它能够突破以往和惯例，重新立法。我们不难看到，西方的权势，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创造“例外”，以吐故纳新，不断地开出新的文明。任何传统文明，在这种“西方文明”的面前，往往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所以，重新认识“什么是西方”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审视人类文明史，意义非常明显。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简要勾勒此一疑问。因此，本文大部分都是前人旧述，但在结尾处会说明一下我自己对“什么是西方”的认识。
01
父权制，东西方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可以说，父权制是人类精神的内在痼疾。全人类都有这种病：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欲。一方面，父权制会吞噬自己的后代，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泰坦神克罗诺斯阉割了，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又被儿子宙斯推翻了。
另一方面，父权制还奴役自己的另一半。柏拉图说过，最早的人类是一个男女合体的圆球，后来才分开、成为男女。所以，“父亲”天生好色，直到死，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与此同时，生死总是相伴相随的。所以，父权制随时都有杀死自己的可能。这也是人类的所谓“死亡本能”。
综上，父权制并不是什么坏东西。但，似乎只有西方文明在不断地寻求突破。西方对父权制进行不断的反动。例如，普遍的弑父精神，即“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情结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在现代西方，表现为对家长制的抗拒，以及对狭义的爱国主义的抨击。
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几个相关的单词。词根Patr(I)=father，表示父亲；patriarch表示家长，大主教；patriarchy表示家长制，父权制，父权政治；patriotism表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西方，除了一种开放性的共同体情感之外，多半具有贬义色彩，例如下面这些人的说法：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英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法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列宁（俄国）
02
“弑父”是西方人的成年礼。通过“弑父”，个人走向独立自主。当然，“弑父”并非是指在肉身上杀死父亲，而是喻指对权威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是同一辈人对上一辈人的共同行动。因此，弑父同时标志着一种团体精神的成熟。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但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以孝治天下”，这跟儒家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是分不开的。《孝经》有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福山，下面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他对西方“弑父”的理解：
在西方社会里父亲的权威必须和其他来源的权威竞争，譬如孩子的老师、老板、国家，还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以美国来说，子女叛逆，反抗父母亲的权威，早已经内化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青少年只有通过这个阶段，才像是真正长大成人：反抗父母变成了一项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美国的这种现象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那种唯上帝意旨为依归、即使必须因此而违抗家庭也在所不惜的基督教思想，是中国人永远难以理解的，毕竟在中国社会里，孝顺父母本来就是神圣的行为，没有任何一种个人意识能够超越，遑论与其相抵触。
03
实际上，下面这些人对中西差异的认识，比福山上面所说的更到位、更准确。这些认识，不仅注意到了独立人格的问题，更注意到了团体（公共）精神的问题。一个是“弑父”的必要性，一个是“弑父”的目的所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是血缘宗法伦理社会，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服从权威、困于家庭，以个人为中心，实际上是没有个人。而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之下，个人才能争取到自己的人格。他写道：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前程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梁漱溟则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他还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但他又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一种伦理化的政治，一种政治化的伦理！）最后，他主张“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也就是想塑造出一种民族精神。
还是旁观者清。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孝道或族权是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发展。”
04
最后，简单谈一谈“什么是西方”的问题。
西方的构成，其实是断裂性的。不像东方，是连续性的。所以，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才是普遍性的。这个观点是有解释力的。因为不同的古代文明，其实都是传统文明之内。沃格林认为，中国是一种萨满式文明，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只是停留于“宇宙论秩序”，没有走向一种“心性论秩序”。历史变迁表现为“皇、帝、王、霸”的倒退。
唯独“西方”是一个例外。它从古希腊开始，但其形式，再也无法固定下来。西方的中心，一直处于游弋之中：古希腊哲学、民主、罗马法、世界精神、个人主权、自由主义，等等。但又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革新，以及开放性。同时，呈现为一种普适性的“团体格局”。它努力打通“天-地-人-神”四维。所以，它总能够表现为一种韦伯所说的“全面合理化”的努力。因此，“西方”在哪里，日本是不是西方的，没有一个固定答案。
西方人一直在自觉地反“西方”。可以说，整个人类思想史，也是由此主宰的。当我们强调自己的特色时，西方在不断开出新的特色。所以，这样的西方，简直就是无形的。它通过“弑父”而不断更新自身。由此，“西方”历史表现出一种人类的全体性。整个宇宙、一切人类（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以及诸多神灵，都成了“西方”的有机成分。
父权制的狭隘性是明显的。它制造假想敌，破坏人类团结。父爱主义之下，人格只能依附权力，法治也就荡然无存。“西方”的父权制色彩，仍然比较严重。因为它背后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难题：“群众”的诞生，科技的“发展”，都在对人性构成致命诱惑。因此，严格来说，“父权制”本身，作为一种原始图腾，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不过是改头换面了。而且，隐藏在人心的每一个角落，悄悄地啃噬着人类的意识，防止其变得清醒。
因此，必须警惕“父亲”！弑父，仍然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
————————
后现代牛虻 2021-10-12
https://freewechat.com/a/MzAxOTU0OTM3NQ==/224748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