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继“北大交火事件”之后，时隔21年，我国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再次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导语

　　继“北大交火事件”之后，时隔21年，我国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再次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一次，主题是围绕“产业政策”。张教授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教授则对产业政策表示支持。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我们很难分出孰对孰错。但我们不难看出的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辩……

　　第一回合：是否应废除产业政策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两位教授在第一回合的论战中，都有着怎样的观点。

　　张维迎：应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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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应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要特别呼吁的是，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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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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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未来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另外，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

　　4

　　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

　　实际上，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

　　那么，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而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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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

　　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

　　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而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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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做砸绝不罢手

　　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

　　但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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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

　　林毅夫：经济学家不该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

　　1

　　经济学家不该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2

　　实现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3

　　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

　　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

　　不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

　　另外，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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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第二回合：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四点错误及回应

　　随着林毅夫教授文章的发布，“林张之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9月14日发改委的发布会上，凤凰卫视也询问了发改委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发改委表示，发改委也在认真评估当前的产业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目前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

　　中秋期间，张维迎针对林毅夫的观点提出了四点错误。随后，林毅夫也再一次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张之争”第二轮论战就此展开。

　　1

　　中国经济落后是因为没有自_由？

　　张维迎：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_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_世_价_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_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_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_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2

　　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

　　张维迎：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

　　林毅夫：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3

　　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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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_由？

　　张维迎：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_政合_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_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_由。

　　第三方观点如何看待“林张之争”？

　　看到这里，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各自的观点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那么对于双方的争论，其他的专家学者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陈恩挚(青年经济学者)：是否需要各种产业政策的讨论，其实还是回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问题：由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要“市长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

　　先抛开复杂的理论不谈，放眼当前，国内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因政府管的太多，而不是管的太少。事实上，这么多年，各级政府年年高喊“转型升级”，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其效果如何呢？

　　恰恰相反，产业政策的弊端却是十分明显：一、产业政策往往意味着市长及各部门官员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权力往往成为寻租空间，容易导致腐败。二、这么多权力的执行和实施也需要很多人手，这又是一笔巨额财政支出。

　　除此之外，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相比市场经济的多元配置，“市长经济”易让配置资源的权力相对集中、单一，导致了经济社会中巨大的对抗、内耗。

　　说实话，现在还在讨论 “市场经济比‘市长经济’好” ，“产业政策不是好东西”这种老生常谈的常识性经济学问题，实在感觉有点悲哀。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实施和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松管制，减少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裁减政府工作人员，让政府少干事，减少甚至取缔各地的产业政策，减少税收(只有减支，才能减税)，一定是当务之急。

　　然而，另外一种逻辑和隐忧是，在经济降温时，政府和官员往往更有花钱的冲动。他们往往更想“有所为”，更想去出台更多产业政策，更想花钱去干预经济和市场。而由于长期的思想定势，不少短视的企业和投资者也会急盼政府出手。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首先，“产业政策有没有用”是一个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政府采取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优先发展。从结果上看，既有成功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也有失败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家电产业政策)。而且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很难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因为一项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抵消很多失败的案例，但反过来说也成立。因此，不管是赞成产业政策的一方，还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一方，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极端观点的证据。这样的争论显然不可能有定论，也就争不出一个输赢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争论其实是在浪费口水去讨论一个伪问题。

　　那么真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就应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只有找出了产业政策的边界，才能更好地使用产业政策，或者避免使用错误的产业政策。笼统地认为需要还是不需要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用还是没用，对于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无裨益。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找到最优行为的边界条件，而不是直接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最优。

　　陈兴杰(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之争，仍然还是方法论之争。林毅夫试图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找规律，得出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成功的产业政策。因此，未来还要继续实行。

　　通过历史材料找结论，得出产业政策成功，看起来证据确凿。但产业成功背后，有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出口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劳动力优势)，有市场条件优势(中国作为单一语言的大市场，是互联网的天然沃土)。这些产业的成功，很难完全归功于“产业政策”。

　　“政府做对什么”，本质上还是“政府没有做什么”。没有哪个行业在政府关照下，投入更多补贴，官员密切指导，因此而变得更繁荣。包括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大型国企，它们业务水平的提高，也是渐进市场化的结果。

　　产业政策的迷惑之处就在于：政府指导下的企业，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些显然的成功被看到，成本却往往被忽视。有多少资金是浪费掉的，有多少投资永远收不回，很多是一笔烂账。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强烈。政府也在扮演企业家角色——政府既是监管者，也是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政府还赌对了，一些投资取得巨大回报。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并且适时地提出转型，而非将这种模式神化，鼓吹政府永远做下去。

　　林毅夫可以举出很多产业政策的成功例子。很多确实很成功，你却难以确定那是产业政策的后果。曾经，计划经济的国家工程师，也可以拿出厚厚一沓资料，充分论证该优先发展哪项产业。

　　张维迎严厉批评林毅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范式。他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从最基础，最根本的原理出发，以此为工具分析现实世界。创造财富这件事，政府不如企业，官员不如企业家，政府计划不如市场竞争。这是政治逻辑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个人能力为转移。

　　从这个范式出发，张维迎主张废除产业政策，并不是否定这些产业的必要，也不是否定所有官员行动。他是秉持着市场化逻辑——祛除政府迷信，回归到“官员不是神”的常识，往市场化方向拉动。

　　21年前的“国企改革”之争

　　事实上，这并不是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第一次就经济学问题进行一番激烈的争论。

　　早在1995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就曾在当时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林毅夫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林毅夫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结语

　　截至目前，林教授和张教授的争论尚没有更新的进展。而这样的论战怎么看似乎都带有一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架势。虽然孰对孰错难以界定，但希望这样的争论可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与反思。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凤凰财经、新京报、凤凰评论、《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后记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622,201609236670063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