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
本次危机是1950年新中国引进苏联外资，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周期性危机。
表现形式：中国为了坚持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造成苏联撤出对中国的投资，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
作用机理：为了维持重型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政府大量增发货币。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由于制度依赖，投资均为“高成本、高浪费”，财政支出远超预算，影响农业生产，并在1960年爆发赤字危机，造成城市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剧增。
解决方案：通过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允许小农村社制的传统经济从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的经济中退出，允许以村落为基础建立生产核算单位，允许“三自一包”，逐步恢复农业生产。
历史经验：以工农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化“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发动了全民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的资金要素，大规模的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中，在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二、 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本次危机具有典型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特点，即中国建立的苏联式的重工业管理模式下的政府部门体制难以与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相统一。
表现形式：偿还苏联的巨额外债后，造成城市经济的第二次“赤字+失业”危机。
作用机制：在受到冷战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决定开始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难有经济收益，仅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调整工业结构。再加上需要偿还苏联外债，最终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解决方案：千万知青下乡，城市危机向农村转移。
三、 危机三：1974—1976年“上山下乡”
1972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对重工业偏斜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试图建立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表现形式：财政赤字爆发，失业人口激增。
作用机制：引进的成套设备昂贵，财政赤字严重，市场化程度不足，依然是票据经济主导，投资无法有效的变成收益反哺财政，造成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不足，导致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
解决方案：千万知青下乡，城市危机向农村转移。
历史经验：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四、 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表现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财政赤字
作用机制：一是政府需要通过加大投资强化工业化建设，形成持续增加的财政负担；二是1978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福利补贴支出增长过快，造成社会支出高于积累。1978年起大量知青返城，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猛增，随后1980年末经济危机爆发，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解决方案：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推行家庭承包制，并减少支农投入；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只要形式的农村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自我资本化，乡镇企业开始发展。通过严打稳定城市治安，农村改革减少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历史经验：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三农”自主发展，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化解经济危机之路奠定必要基础的。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
五、 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表现形式：1988年准备价格闯关的改革，引发官倒公司带动全社会大抢购，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作用机制：“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但没有进入生产流通领域。政府推行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主要是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市场化价格改革导致了部门和官倒公司结合产生了设租和寻租成本以及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
解决方案：一方面是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历史经验：一是国民经济由内需拉动增长转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二是从制度上消除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障碍，农民工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三是取消票证制度，中国进入货币化时期。
六、 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开放以的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
表现形式：1992-1993年中央加快货币化和开放资本市场进程，承担了全部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进而导致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CPI涨幅达到24.1%，国企职工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时间大幅增加。
作用机制：开放股票、期货和房地产这三个投机性较强的市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猛增长。金融机构存在严重贷差，金融机构治理混乱，金融寻租现象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乱办经济实体。同期，由于外债激增，贸易逆差严重，导致外汇赤字。
解决方案：外汇改革，人民币贬值57%；信用扩张，国债和货币同步增发；分税制改革，税收地方和中央各一半；卖国企，工人下岗。
历史经验：中央层面确立了“资本”理论意义上的地位；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私有化；地方基层政府将治理成本转嫁农村，“财力上收，支出下移”；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及环境；土地资源资本化。
七、 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表现形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大幅下滑，导致了国内萧条和通货紧缩
作用机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短缺经济逐步消逝，买方市场特点逐步显现，供给高于需求，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对外出口下滑，国内需求总量增速下降，导致通货紧缩。
解决方案：金融系统改革，财政、金融分家，银行商业化改制；开始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直接接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
历史经验：国债项目交由国企执行，客观上造成了国进民退，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
八、 危机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表现形式：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闭，房地美、房利美和AIG被临时国有化。
作用机制：中国承接了大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的产业，三大过剩（一般产能、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和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失衡之间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国内需求薄弱，国民经济运行对外依赖度过高，外需下降后，大批企业破产，打工者失业。
解决方案：对民生领域大幅投资，开始新农村建设，资源回流农村；提高出口退税率，弱化外需下降的影响
历史经验：本次为输入型经济危机，中国需要获得国际规则制定权，否则仅依靠国内政策代价巨大。
（资料来源：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温铁军著）